服饰易文化
服饰易文化 · 4 章
第一节 物与像: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
引言 一 虚实之间:墓主人形象的表现模式 二 明器之属:侍奉场景的题材与表现 三 下帐之制:摆放有序的家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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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虚实之间:墓主人形象的表现模式

一 虚实之间:墓主人形象的表现模式

墓主形象的表现是中国古代墓室营建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两汉六朝,墓主形象多正坐于建筑廊下或帷帐中;唐代开始出现砖雕“一桌二椅”的家具模型;宋金时期,“虚位以待”的一桌二椅逐渐演变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并坐的场景;逮至蒙元阶段,墓主坐像则从偏居侧壁的对坐模式向正位并坐发展,其与围屏、床榻一并,成为这一阶段墓室装饰的核心图像。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墓室后部大多设有砖石砌筑的棺床和棺椁葬具,在墓室正壁不设装饰的情况下,棺床和棺椁作为壁面图像的延伸,在整个墓室布局中具备与墓主坐像和屏风床榻相同的功用。此外,也有用壁面题记和神主牌位等壁面图像或出土物代替墓主形象的实例。由此观之,蒙元墓葬中的墓主之位往往通过对坐图像、屏榻家具、葬具实物和随葬神主等多种方式来表现,在虚实之间强调着墓主在整个墓室空间中的主体地位。

1.考妣之位:夫妇坐像、壁面题记与随葬牌位

这里提到的“位”,不仅是指墓室中墓主形象的明确表现,还包括神主牌位和供祭题记所代表的祭奉对象。巫鸿在《无形之神》一文中提出,“位”代表一个祭祀场合的供奉对象,其不在于表现外在形貌,而是一种礼仪环境中主体地位的界定[4]。蒙元时期,除面貌滞后的山东地区,墓葬中出现的夫妇坐像大多雕绘于墓室后壁正位,尤以长城以北、晋中地区和冀南豫北最具代表性。墓主夫妇的形象多为正面并坐在交椅或杌子之上,中间以几案相隔,其上摆放有宗祖神位、香花供器和饮食之具,两侧侍立男女仆从。这种图像模式可向上追溯到9世纪河北墓葬的砖雕表现;它以“一桌二椅”的家具模型为基础,经历了一个“由单纯家具摆设到承载墓主灵位”的演变过程[5],渐趋成为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中最流行的壁面装饰题材。

需要注意的是,壁面装饰中的墓主人坐像不仅仅是一种程式化了的图像符号,它本身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写实性。蒙元阶段北方元墓中男着笠帽与辫线袍、女着罟罟冠与半袖的“蒙古衣冠”模式,就体现出蒙古文化冲击下蒙汉文化交融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墓主的性别和人数信息,往往也会真实地反映在壁面墓主坐像上,同时也与“修墓记”和随葬牌位中包含的信息一一对应。

蒙元时期壁画图像与殓葬方式相互印证的墓例以凉城后德胜墓为代表:墓室后壁绘饰男墓主居中、两位妻妾分坐左右的并坐模式;该墓棺床上并排安放有三具木棺,容殓着一男两女的骨架组合,人数与性别均与壁画所示墓主信息完全一致。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正壁线刻出的一男二女对坐图像也恰与棺床上入葬的三具骨架对应。晋南地区的丛葬墓则是壁面题记与埋葬个体相统一的确证:不同方位的壁面上常常有多处“修墓记”来标明死者身份,而题记正下方对应的棺床上则安放着相应身份的尸骨或骨灰堆。新绛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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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文言)

一 虚实之间:墓主人形象的表现模式

墓主形象的表现是中国古代墓室营建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两汉六朝,墓主形象多正坐于建筑廊下或帷帐中;唐代开始出现砖雕“一桌二椅”的家具模型;宋金时期,“虚位以待”的一桌二椅逐渐演变为墓主人夫妇对坐、并坐的场景;逮至蒙元阶段,墓主坐像则从偏居侧壁的对坐模式向正位并坐发展,其与围屏、床榻一并,成为这一阶段墓室装饰的核心图像。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墓室后部大多设有砖石砌筑的棺床和棺椁葬具,在墓室正壁不设装饰的情况下,棺床和棺椁作为壁面图像的延伸,在整个墓室布局中具备与墓主坐像和屏风床榻相同的功用。此外,也有用壁面题记和神主牌位等壁面图像或出土物代替墓主形象的实例。由此观之,蒙元墓葬中的墓主之位往往通过对坐图像、屏榻家具、葬具实物和随葬神主等多种方式来表现,在虚实之间强调着墓主在整个墓室空间中的主体地位。

1.考妣之位:夫妇坐像、壁面题记与随葬牌位

这里提到的“位”,不仅是指墓室中墓主形象的明确表现,还包括神主牌位和供祭题记所代表的祭奉对象。巫鸿在《无形之神》一文中提出,“位”代表一个祭祀场合的供奉对象,其不在于表现外在形貌,而是一种礼仪环境中主体地位的界定[4]。蒙元时期,除面貌滞后的山东地区,墓葬中出现的夫妇坐像大多雕绘于墓室后壁正位,尤以长城以北、晋中地区和冀南豫北最具代表性。墓主夫妇的形象多为正面并坐在交椅或杌子之上,中间以几案相隔,其上摆放有宗祖神位、香花供器和饮食之具,两侧侍立男女仆从。这种图像模式可向上追溯到9世纪河北墓葬的砖雕表现;它以“一桌二椅”的家具模型为基础,经历了一个“由单纯家具摆设到承载墓主灵位”的演变过程[5],渐趋成为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中最流行的壁面装饰题材。

需要注意的是,壁面装饰中的墓主人坐像不仅仅是一种程式化了的图像符号,它本身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写实性。蒙元阶段北方元墓中男着笠帽与辫线袍、女着罟罟冠与半袖的“蒙古衣冠”模式,就体现出蒙古文化冲击下蒙汉文化交融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墓主的性别和人数信息,往往也会真实地反映在壁面墓主坐像上,同时也与“修墓记”和随葬牌位中包含的信息一一对应。

蒙元时期壁画图像与殓葬方式相互印证的墓例以凉城后德胜墓为代表:墓室后壁绘饰男墓主居中、两位妻妾分坐左右的并坐模式;该墓棺床上并排安放有三具木棺,容殓着一男两女的骨架组合,人数与性别均与壁画所示墓主信息完全一致。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正壁线刻出的一男二女对坐图像也恰与棺床上入葬的三具骨架对应。晋南地区的丛葬墓则是壁面题记与埋葬个体相统一的确证:不同方位的壁面上常常有多处“修墓记”来标明死者身份,而题记正下方对应的棺床上则安放着相应身份的尸骨或骨灰堆。新绛吴岭

译文(现代)

* 译文由 AI 自动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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